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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杂文集·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

作者:鲁迅 更新时间:18-12-02 字数: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②。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③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④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⑤,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⑦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马君武(1882─1939):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〇年中华书局出版。


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И.С.Тургенев,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U.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


康德(I.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这是一部难懂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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