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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杂文集·伪自由书】不通两种

作者:鲁迅 更新时间:18-12-02 字数: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②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③,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④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⑤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⑥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论〕

“最通的”文艺 ﹙文/王平陵﹚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

官话而已 ﹙文/家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哪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哪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⑦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⑧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⑨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⑩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大晚报》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为艺术的艺术” 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民族主义文学” 一九三〇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1884─1951) 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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