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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作者:鲁迅 更新时间:18-12-02 字数:

记得T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2>,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3>。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4>,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5>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6>之类的“金刚怒目”<7>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8>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9>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癌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10>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11>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12>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内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尊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訽。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訽。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13>,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14>序里,有这样的句子:“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15>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6>,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17>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18>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19>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

“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20>。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21>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22>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23>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24>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25>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

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26>,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27>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28>,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题长安客舍

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29>。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30>,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31>,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32>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33>,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34>,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35>,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36>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37>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38>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C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

“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39>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40>,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41>云: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42>。……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43>,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44>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45>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46>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47>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48>,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49>,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50>!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注释】

<1>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2>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3>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〇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4>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5>“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6>“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7>“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8>《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9>《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10>“意德沃罗基”:德语ldeologie
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11>张岱(1597─1679)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1935)十月卢前的跋文,其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1905─1951),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12>《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175页注<18>。

<13>“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14>《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15>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580─643),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16>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17>《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18>《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19>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20>《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21>“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22>“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23>沙孚(Sappho):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24>亚波罗:或译作阿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25>钱起(722─约780)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

<26>“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27>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慆兮,摋又欲充夫佩帏。”“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28>《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29>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30>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31>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32>《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33>《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34>“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35>“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36>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37>“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38>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39>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1574─1624)和谭元春(1586─1637)。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40>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1526─1590)和李攀龙(1514─1570)。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41>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42>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〇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43>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44>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45>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46>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47>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48>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欧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49>《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T.O.Thac-krey)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50>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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